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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住宅 - 上海老房子的故事
浏览数:8393 来源:建和地产(2013/11/14 1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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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高安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住宅建于1939年,3层混合结构。坐落在徐汇区高安路一条僻静的弄堂里。花园并不宽大,楼房亦不豪奢,是一幢非常实用、风格简洁的住宅楼,很能匹配荣老先生注重实际、淡泊虚名的实业家品性。

建筑外立面以横线条为主,层间和横向窗带遮阳板用白色边框装饰。建筑两端和阳台尽端均以弧形处理,墙面以黄色涂料直线拉毛,呈现立面活泼、新颖的效果。楼房底层外廊中央入口有两根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多立克式廊柱,进入门厅后右边是衣帽间,左边是书房,通过内廊进入大客厅,两侧是休息厅。底层西端是餐厅,与厨房和配菜间紧连,还有一条走廊与车库连接。二层南向居中一间是荣德生夫妇卧房,两侧有书房和小会客室,东向几间是女儿的闺房,西向几间是儿子的卧房,有一条走廊连接保姆和佣人房。三层是供亲戚朋友作客小住的客房和贮藏室。平屋面楼顶上辟有露天花园。 【 上海花园洋房 】


    荣德生,又名宗铨,号乐农,江苏无锡人。9岁入塾,15岁到上海习业,18岁随父赴粤当帮账房。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随父返乡。次年,荣父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在无锡设立分庄,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分任沪、锡两庄经理。不久,荣父病逝,合伙人退股,广生由荣家独立经营。但荣氏兄弟觉得靠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加上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于是萌发兴办实业的思想。荣宗敬认为“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荣德生也认为“如仿做,不外吃,着两门为妥”。兄弟想法一致,开始向面粉、纺纱两业发展。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办茂新、福新面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1914年欧战爆发后,粮食、纱布进口锐减,民族工业获得发展良机,荣氏兄弟加快办厂步伐。他们铢积寸累,化利为本,不断扩大再生产。至1921年,茂新增为4家,福新增为8家,总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成为“面粉大王”。至1931年荣氏家族在上海的申新系统共拥有棉纺织厂9家,纺锭52.155万枚,织机5357台,分别占全国民族纺织业的20%和28%,继“面粉大王”之后,又成了“棉纱大王”。

  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民族灾难深重,企业经营日艰。荣氏兄弟也历遭厄运,茂新、福新、申新一、八厂被炸,五、六、七厂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受此浩劫,荣氏兄弟痛苦万状。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人发起筹组“上海市民协会”,荣宗敬不明真相,列名参加,后因涉嫌汉奸组织,各方压力重重。为表明不与日伪发生瓜葛,1938年1月4日,荣宗敬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因饱受惊吓,忧郁成疾,于2月10日在香港病逝。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不愿出任总经理,而让大侄、长子,次侄、次子分任协理与襄理,处理公司事务。他“计划另创一个规模宏大的天元实业公司”,待时世和平时实施。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荣德生一直蛰居上海,编写《乐农自订行年纪要》,过寓公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高安路这幢楼房里,荣德生重振旧业,恢复了被日寇破坏的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外,还计划筹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开设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筹办福利垦殖公司等。1945年底,荣德生拥有18家棉纺厂、16家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家。1946年荣德生仅从申新二厂、五厂获取红利就达5万余两黄金。

  正当荣德生生意兴隆、事业发达的时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绑匪趁乱横行不法,绑票暗杀成风,谁有钱谁就有生命之虞,一会儿是“钻石大王”、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被绑,一会儿又是“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而荣德生先生是“面粉大王”兼“棉纱大王”,可谓双重“大王”,果然也遭了绑票!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同乘汽车外出,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迎面窜出3个绑匪,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强行拦车,将荣一心、唐熊源赶下车,再把荣老先生劫持到一辆军车上飞驰而去。荣家花园一下子像炸开了锅,全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时不知所措,惊恐不安,各地的亲戚朋友也纷纷赶来或探听消息,或出谋献策,社会上更是群情哗然,飞短流长,说言四起。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荣家才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50万美元的赎金,否则就撕票。荣氏家人救人心切,千方百计筹集外汇。因为当时资金大都用于投资扩建恢复旧业,手头并无多少机动,50万美元绝非易事,又怕弄迟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家人为那50万美金跑进跑出,急得团团转。33天之后,50万美金付清,荣老先生总算平安回家了。

  而蒋介石闻后却勃然大怒,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一会儿绑票,一会儿赎票的,遂下令破案。又过月余,特务头子毛森破了此案,抓获案犯15人,枪毙8人,追回了荣家的赎金。然而令荣家惊愕的是,毛森等人比绑匪更“胜”一筹,他们一方面向社会宣布,荣德生绑票案已被侦破,一方面回过头来向荣家摊牌:破案费60万美金,拿来吧!难道你们荣家有钱赎人,就没有钱付破案费吗?不仅如此,社会上听说荣家已收回了赎金高达50万美元,不少慈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纷纷要求荣家捐款,仅仅上海一地就有50多个团体,外地则更多,有些个人也来信求助,或诉失业穷困,或讲残疾无靠,甚至有的措辞激烈,出言不逊,点名要荣德生出来接见,大有恐吓勒索之状……这时的荣家花园,似乎又成了一个社会救助中心,每天都能收到类似的信函。荣老先生被弄得身心俱瘁,心灰意冷,只好仰天长叹:“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上海解放前夕,荣家企业一些主持人拆机外迁,抽走大量资金,连总管理处辖下的申新三厂也拆机待运,荣德生闻讯力加劝阻,表示“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并责令“已拆下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态度十分坚决。上海解放后,申新上海各厂代表会商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被选为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后荣氏家族大多数人移居海外,荣老先生也搬出这幢楼房,住在无锡老家。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

  上海高安路住宅由荣老先生夫人长住之外,其他人很少住过,变得有些冷冷清清。这时,荣德生家族中诸如房产之类的家庭事务,均由六小姐荣漱仁打理。荣漱仁与丈夫杨通谊婚后住在与荣家花园一墙之隔的小院子里,照看老太太及管理家庭事务十分方便。荣漱仁一向热心公益事业,解放后不断向国家捐物捐款,曾一口气创办了4所幼儿园,收有一千多名儿童入托。1956年该住宅捐给国家,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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